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黄郛此时流露出来的思想中，与其他人不太一致的不仅是这一点。9月25日，有一人和他谈到将要编一本《国魂集》，黄郛即评论道：“此作之影响，有根本振作民族之功用，较一时的国耻，尤当重视也。”可是，不知有无出版的《国魂集》未必在根本上振作民族，这一国耻的洗雪倒是十四年后的事了。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一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巩固。活动过程中，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把问题摆上桌面。实际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企业家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思想疙瘩也随之解开，切实起到了帮助企业家明辨是非、增强定力、树立预期、坚定信心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提升。
张祝南说，他以知识产权律师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目标。他清晰地认识到，这份职业不仅需要扎实的英语语言能力与系统的法律专业技能作为支撑，工科背景知识更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他才决定重返校园。
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发展赋予的底气与能力。论实力，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稳居前列，为民生改善奠定物质基础；看条件，我国民生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兼具前瞻性、灵活性，能够因时因势拿出储备工具和增量政策，确保民生保障不掉线。而解决好民生问题，不仅直接提升百姓生活质量，更有助于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口老龄化催生银发经济，环保意识拉动绿色消费，健康理念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无数民生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产业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魏锋早已深陷“债务危机”。前些年，魏锋因帮助他人担保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欠下了大额债务。“除了思想防线失守，这也是魏锋一步步滑向深渊的重要原因。”代振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