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此时适逢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宁粤对峙,大规模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正如学者金以林所总结:“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传统的神经接口设备,更像“固定哨所”。例如,治疗帕金森病的电极,植入后便“钉”在大脑某一区域,若要监测其他部位,只能再次开刀、插入新的电极。纤维“神经蚯蚓”的突破性进展,正在重新定义神经疾病的治疗模式。传统的帕金森病治疗中,患者可能需要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植入多个电极,每次手术都伴随着一定风险。纤维“神经蚯蚓”仅需一次植入,便能游动至不同的病灶区域,监测神经电信号,甚至通过电刺激有效缓解症状——这预示着未来人类或将能够借助它,实现对神经活动的精准调控。
70年前,新疆法治建设几乎从零起步;如今,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符合区情的地方法规体系。王冠华细数变迁:“从早期依靠政策文件管理,到出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等180余部地方性法规;从基层法律服务“空白点”密布,到建成全国首个省级“法治新疆”云平台,实现法律资源“天山南北一键通达”。
近几年,文创的整体市场规模在持续扩大。据国家文物局报告,2024年全国博物馆文创销售收入达34.28亿元,同比增长63.7%。文化符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变成消费热点。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