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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是党员，必须站出来。”五原县司法局塔尔湖司法所所长张建东，用25年基层坚守践行着这句承诺。从接手基础薄弱的司法所，到将其打造成自治区“规范化司法所示范点”，他用实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我军武器装备的转变发生在1954年阅兵，受阅的武器装备由缴获的“万国牌”，换成了型号、口径统一的引进或仿制的苏联式武器。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里，曲调轻松的《打靶归来》开始传唱。它唱出了人民军队日常练兵的从容，以及战士们对武器装备制式化、国防工业初步奠基的自信。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低空经济为旅游注入新鲜灵感，催生出低空旅游这一浪漫实践。它带游客挣脱地平线束缚，在云端与风景相遇，赋予旅行一份轻盈与壮阔。

　　“受阅装备不是为了阅兵而造，而是为打仗装备的。我们可以从演训场开到阅兵场，也可以随时一声令下，从阅兵场开向战场！”丁辉自豪地说。

　　“杨靖宇、左权、彭雪枫、戴安澜……”走进展馆，1228名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团职以上英烈名字映入笔者眼帘。展柜里，刻有“为人民服务”字迹的八路军金属水杯、佟麟阁将军后人佟晓冬捐赠的29军大刀、飞虎队飞行员的银质身份牌陈列其间。“这不仅是收藏，更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訾贵江告诉笔者，“很多人慷慨捐赠，有位烈士家属送来侵华日军的30式刺刀等，不取一分钱，只希望这些证据能被妥善保存，让更多人看到。”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笔者从宣武门西大街出发，一路向北至复兴门内大街南，总长约1500米。这条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殉国的首位高级将领佟麟阁命名的道路，以英雄之名静静守护着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