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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名义税负一直高于实际税负。所谓名义税负是指企业名义上该缴纳的税费。由于征管、企业对税法理解等原因，实际上企业不一定足额缴纳法律意义上的税费。

　　民事领域：消费者虚构事实获取不正当利益，违背了民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精神，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消费者通过AI伪造商品有问题的图片申请退款具有主观上欺诈的故意，客观上造成商家或者平台陷入错误的认识，最终导致商家向其退款，消费者收获了不正当的利益(货款)，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近年来，医疗保障网络持续织密，与此同时，医保基金监管也面临复杂挑战，医保骗保犯罪花样不断翻新：从个别参保人虚构病情、重复报销的“小动作”，到职业骗保产业链，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蚀医保基金安全。

真正知识危机的问题其实是更加深化的。在这种断裂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连接？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中间物。鲁迅曾经用过中间物这个概念，包括人也是一个中间物，恰恰这个中间物的“中”，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接口，包括中道、中庸、中间道路、第三只眼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一个连接的管道作用，或者提供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不是煽动情绪、贩卖焦虑或者“撒娇”，这需要非常严肃的对知识的责任感。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并非零散的、从天而降的，或者像恐龙一样突然就没有了，而是有一条有迹可循的脉络。现在，我们更是到了“却顾所来径”的时候。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