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曾文莉说，“要发展网球经济和其他体育经济，我们要思考一下，是否已将体育产业充分市场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否已充分释放，对体育产业、体育经济的杠杆作用是否已充分发挥。”她表示，“我们应该为明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据《浙江工人报》9月9日报道，自2023年起，杭州市总工会干部周杰开始亲身体验当骑手，两年来，他陆续在4个外卖平台跑了1000多单。其间，他经历过雨天路滑摔伤肩膀，不仅要担心超时罚款，还要在就医时琢磨如何报销医药费；曾在昏暗的老小区里摸索着寻找楼幢，体会过超时的提醒声与找不到楼栋的焦急与无助。“不能光发现问题，还得去解决问题。”两年跑单经历，让周杰深刻体会到了外卖行业的艰辛，更让他对工会服务方式有了全新思考：政策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要贴着小哥的需求“量身定制”。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分论坛期间，与会各方充分交流打击跨国犯罪的现状、经验及举措，特别是围绕“全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防对策”“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分论坛发出了《联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倡议书》，得到了与会嘉宾的积极响应。
二是坚持聚焦主业，做到精准滴灌、润物无声。将“双强行动”纳入全省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制度设计，寓思想引导于服务帮助之中，用满怀诚意的对话和勤勉务实的作风赢得企业家的信赖。将活动与“专注实业、坚守主业”系列理想信念报告会、“强信心、谋发展”形势政策宣讲会紧密结合，综合施策，构建起干部谈政策、专家讲理论、企业家话发展的宣讲格局，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筑牢理想信念、正视困难挑战、坚定必胜信心。
已经加入共青团与反帝大同盟的聂耳当时在上海，直到9月20日才通过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明月歌剧社工作的同事当天谈到九一八事变时，“总是一些国家主义的观念”，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望靠谁解决都是狗屁，什么国际联盟！它不是一样地在想找饮食吃。”
1-8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4.0%、15.5%和10.5%，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71.4%、19.4%和9.2%。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