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没有这条由延安经新疆到莫斯科的道路，很多领导同志就无法往来延安与莫斯科，很多药品、很多情报，可能就永远到不了前线。”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买玉华指着一张1939年的老照片说。照片里，周恩来右臂打着石膏，和邓发、孩子们一起坐在办事处门前——他正是经这条“红色交通线”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疗伤的。
严锋：我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上课紧张得发抖，那个时候觉得知识体系不行，没有教学经验。但是那个时候的学生眼睛里有光。老师有一种体感，全都能感觉到学生有没有在听。而且我的判断是对的，过了很多年再遇到当年听我课的学生，他们说当时太好了，下课也围着我。但是现在我讲完课，就成了孤家寡人，很少有人上来交流。上课的时候他们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挡住了和我的互动。人和人之间很重要的是眼神的交流。我会想你在看什么，你有没有在听？老师也很焦虑。其实我恰恰觉得现在是我一生教学的巅峰状态，我觉得很可惜。
这一空袭引发胡塞武装强烈反应。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迈赫迪·马沙特30日晚间发表讲话，誓言报复，“以色列人必须等待属于他们的黑暗日子。”此外，迈赫迪·马沙特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村干部们在团队成员的指导下，现场学习了如何使用AI工具。“以前常常挨家挨户发传单，现在有了AI，几分钟就能生成视频！”牛寨村驻村书记田心抱感慨道，“咱往后政策宣讲、调解矛盾，多使AI这新物件，给老乡办事就更麻利！”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创造性地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国家不分大小、不论实力强弱，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共商合作大计。可以说，如同在阴霾中点亮一支火炬。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到了孔子，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关系。关系在教育中非常重要。而且说到底，教育是什么？是一种生活。学生和老师如果生活在一起，这种教育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失去与传统历史、与大地劳作的关系，这其实是知行合一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许纪霖：今天和20年前不同，媒体的迭代实在太快。过去知识分子是中心，今天网红成了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中心。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个新时代里，你能不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这本书想回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