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不缺国际和地区航线。2024年，乌鲁木齐机场累计运营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共240条。其中，国际定期客运航线26条，与高加索地区三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全部通航，通航中亚航点数量为国内十大枢纽机场之首。
中时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九三阅兵释放出的一个重要讯息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是大陆全社会的民心所向，决心之坚前所未有。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能在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中，继续担负方队‘第一车’的重要任务，让我倍感荣耀和自豪。”丁辉表示。他驾驶的“第一车”，是22个装备方队的引导基准车，发挥着对整个装备方队导引方向、控制速度、保持队形的关键作用，必须率先做到毫厘不误、秒米不差，不容有失。
“我国空军从抗战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多门类机型的蓬勃发展，想到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不禁让我热泪盈眶。”吕家杰告诉记者。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运用科技手段保护和管理世界遗产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回溯世界遗产数字化保护发展，其历经50余年积累，已形成记录与档案、监测与管理、展示与解说等主要技术体系。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宣传阵地，《新疆日报》在1938年至1942年间，以笔为剑、以纸为旗，成为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新疆各族人民的桥梁和纽带，为宣传抗日救国、建设新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处于劣势，飞机数量匮乏成为制约抗战的一大难题。1938年，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总会发起捐献飞机援助前线抗战的运动，形成了“人人愿为献机出份力”的热潮：绥来县(今玛纳斯县)一位哈萨克族孀妇嘉义克捐献五十两重元宝一颗；一位年逾古稀的维吾尔族老妇人，当场捐出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穗一穗拣来的一袋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