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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试装的时候提出反光条需要加粗，这周就加上了，特别暖心。”杭州骑士黄晓琴对自己能参与制服设计过程感到荣耀，并称“新制服太懂咱们骑士了，利索又便利”。

　　暑期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人潮熙攘。登机口、廊桥、摆渡车及远机位客梯车上，民航登机控制员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确保旅客安全、准确完成登机、中转、下机流程。

　　“再认识家乡这片水土！”下定决心，朱世龙全身心投入到村里工作中，挨家挨户走访。几个月过去，他逐渐摸清了村里的基本情况，也对村里有了新的认识。

目前我们主要实现了转录组和部分蛋白的检测，未来希望能够整合更多的组学信息，并在更大尺寸的芯片上实现一体化、自动化的成像方案。

　　朱建荣表示，参政党崛起的一大原因是获得了此前支持自民党的部分极右翼人群的选票。自民党对此感到危机，认为需要把这部分选票拉回来，因此可能会释放一些民族主义信号，并导致日本社会的历史认知出现更多倒退。这种氛围反过来又将刺激韩国民意，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争吵可能再起。（参与记者：黄昕欣、陆睿）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2013年，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对新疆的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定位则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