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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上个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拉美、沙俄以及中国等等这些地方的“九八一代”的探索？因为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面对主流现代性的那些激进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他们的退缩和犹疑，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是整个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和遗产。那个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上个世纪之交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启的对整个西方以现代性之名书写的历史和描绘的未来进行的质疑和省思是全面而深刻的。那么，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20-21世纪之交，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回答一百年前那代知识分子曾经提出的问题吗？我们在认真总结上一个世纪的整个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脉络吗？似乎当今世界更主流的是审判、告别甚至清算“短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因为所有20世纪的革命实践都失败了。但失败的探索就没有意义了吗？

　　在影视作品中，溺水者往往会在水中上下翻腾，试图挥舞手臂引起他人注意，又或者努力将头部浮出水面进行呼救。真实的溺水场景是这样吗？事实上，溺水经常发生得悄无声息。

福柯讲了很多，比如社会如何通过人的自我规范来实现规训，似乎形成了一套文明的规训体制。但现在看来，世界已经不需要这样文明的规训方式。如今，所有的逻辑都被完全暴露，比如当下中东等许多问题，都赤裸裸地展现出一种传统帝国主义模式，这些机制不再以隐蔽的方式操作。

文化一度当然非常重要，具有斗争价值。就像伊格尔顿在英国所说的，如果有人开始谈论文化，保守派几乎都要掏出手枪来对付你。文化一度非常有生产力，比如，被某种程度上视为左派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民族主义时，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印刷资本主义、文化建构或者想象的共同体。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真正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社会，这才是其批判的核心。退回到文化领域，有时看起来很灵活，最开始也有创造力，但后来往往失去了批判的力度。

拉美知识分子也都尝试过，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和尝试，甚至有人提出，干脆在生物学或身体方面做一些改变，我们强身健体，是不是也能有所改变？中国知识分子也曾有过这些想象。

　　亚马尔说：“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有时限的，但学习和知识是伴随我们终身的，所以我一方面为了梦想要进行足球训练，另一方面我也会保持学业的学习和知识的进步。”

　　闫晓军出生于1973年，1995年获北航航空发动机专业工学学士学位，并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2000年博士毕业，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博士后出站后留校任教。2007年破格聘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