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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事终章落定。但东北大地,因百万日侨俘的去留,悄然开启一段特殊历史进程,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成为战后秩序重构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

图为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杨茜茜 摄

  20世纪初,日本借“大陆政策”推行国策移民,《日本移民史》记载,至二战末期,东北日侨规模已超百万。这些侨民多为日本底层民众,受“开拓满洲”“王道乐土”等宣传蛊惑,以农业移民(开拓团)、工业移民、教育移民等形式涌入中国东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张恺新说:“所谓‘武装移民’,本质是殖民侵略的工具——日本军人持枪开路,强制移民在东北村镇定居,这是典型的侵略行为。”

  日本战败后,奉行“弃民政策”,《战后东北日侨遣返研究》提及,日本政府不仅拒绝为滞留东北侨民提供任何救济,甚至注销其国籍,称其为“满洲国人”,彻底切断归途。百万侨民瞬间沦为无依难民,粮食短缺、疾病蔓延,生存根基彻底崩塌。“部分侨民因曾依托殖民特权压迫中国民众,日本投降后遭遇民间抵触,处境愈发艰难,遣返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张恺新补充说。

图为逃难的日侨。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图为日侨变卖东西。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中、美、苏等国基于战后秩序重建需求,围绕日侨俘遣返展开博弈。《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日本国民可获准返回其家园”,为遣返提供法理依据。1946年1月10日,军事三人会议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专门协商遣返计划。

图为《东北导报》刊载的遣侨消息。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三方磋商中,因苏军控制大连、营口港,仅允许处理旅大地区约20万日侨,其余地区侨俘的遣返任务被推向葫芦岛。张恺新分析:“葫芦岛能成为核心枢纽,一是地理优势——港阔水深,每年冻期仅至11月底,可长时间通航;二是地缘因素——苏联不愿让大量日侨经其控制港口引发治安问题,最终多方权衡选定此处。”

图为当年的葫芦岛港。1946年,东北有大连港、营口港、葫芦岛港三座港口可以作为遣送日侨的出口港,但因大连港和营口港均被苏军控制,且不同意作为遣返日侨的出口港,在此情况下,只好启用葫芦岛港。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1946年5月7日,遣返大幕正式拉开。东北广袤地域内,散居各处的日侨分批向葫芦岛集结。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葫芦岛日侨遣返记录》显示,日本侨民从城市工矿、乡村垦区出发,或徒步、或乘火车(经马仗房火车站等枢纽),辗转汇聚至葫芦岛港。

马仗房火车站遗址。杨茜茜 摄 图为前往葫芦岛途中的日侨。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图为运送日侨的火车。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当时专门成立了日侨俘管理机构,统筹登记、体检、分批次登船等流程。1946-1948年间,超百万日侨俘经此港返回日本,其中战俘16607人,创下单个港口遣返敌国侨民数量的世界纪录。遣返船只来源多样,包括征用的日本商船、美国军舰及苏联船只,往返于葫芦岛与日本博多、舞鹤、佐世保等港口。

图为在葫芦岛港上船的日侨。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图为驶出葫芦岛港的遣侨船只。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作为二战后东亚秩序重塑的关键一环,背后交织着复杂国际博弈。美国借舰船支援强化在华影响力,苏联通过限制港口彰显东北利益,中国则在战后重建中处理殖民遗留问题。从历史研究视角,如《东北日侨遣返研究》所言,这一事件为剖析战后人口流动、国际关系调整提供了独特样本。百万侨民的去留,见证了战争创伤与战后修复的拉扯:日侨作为日本侵略的“附属产物”,其遣返是战争善后的必然;东北大地则因这场迁徙,逐渐清除日侨聚居区,社会生态缓慢重构,比如原日侨房舍多被收归国有,成为后来国企的厂区。

  回溯往昔,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的规模、流程及国际互动,成为解密战后历史拼图的碎片。辽宁省社科院《辽宁抗战历史专题研究》指出,这段历史诉说着战争结束后,现实考量与历史惯性交织的特殊过往——既有国际公约对人权的基本保障,也有战胜国处理战败国遗留问题的无奈,还有葫芦岛民众在自身贫困时仍为日侨提供帮助,却无法抹去日本侵华为他们带来的深重苦难。

  作者:杨茜茜 王翕瞳

  文中部分图片摘自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著《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来源: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编辑: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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