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坚持高位推进,做到以上率下、集成攻坚。省委常委会将“双强行动”列入年度工作要点,作为重点工作积极推进。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审定行动规划和每场专场活动方案并出席活动,带头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带头与企业家谈心交心,带头问诉求、听意见、商对策,及时传递党委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关心关爱,帮助企业家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依托大统战工作格局,协调有关部门广泛参与,共同与企业家面对面互动交流,积极领办工作任务,进一步拢指成拳、形成合力。坚持重心下沉,抓基层、打基础、强服务,“一竿子插到底”地直面基层发展堵点痛点,协调资源、集中攻坚,不断筑牢工作根基。
其中,作为相城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85后”张亥秋体验的是外卖员一职。两周外卖骑手生活后,张亥秋写下了4000多字的心得体会。他在体验日记中写道,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好多社区的“暖蜂驿站”并没有派上用场。
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走入网球馆和网球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郑钦文夺冠后更加明显,其中尤以青少年人群为多。
在他看来,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助推农业品牌升级与转型的关键驱动力。要加强智慧农村,智能农机,数字农田等关键技术突破,推动农产品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实现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此外,还应赋能品牌提质增效,深入挖掘各地特色文化,将文化符号、理念、创意融入农产品,嵌入农业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挖掘农业品牌的溢价能力。
受贿后帮助个别人获得高额利益、违规为本人或亲属直接选定安置房屋、利用拆迁政策漏洞帮助他人违规入学……“魏锋从2011年开始负责庄周街道征迁安置工作以来,其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群众利益,是小官巨贪的典型表现。”蒙城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秦宏扬说。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