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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旧金山联储主席玛丽·戴利(Mary Daly)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尽快降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风险。她的表态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9月降息的押注。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FedWatch工具，投资者目前认为美联储9月降息的概率已超过80%。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独立，就没有港澳的安宁；没有民族的振兴，就没有港澳的繁荣。抗战时期，港澳同胞用行动支持国家抗日；今天，国家的发展为港澳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天的港澳，面对的是经济多元化的挑战、青年成长的期待、与内地更深融合的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开拓新局，港澳同胞都需要坚持将命运与国家紧紧相连的信念。国家越繁荣，港澳发展的底气就越足。这既是历史逻辑，也是现实逻辑、实践逻辑。

　　与此同时，美国上诉法院在另一案件中裁定大多数特朗普关税非法，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认为，贸易规则的摇摆放大了市场的不安情绪，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作为对冲。

　　反垄断法在颁布15年后迎来首次大修，第三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推动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审查全覆盖；制定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等12部支撑法律实施的配套规章……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大市场的一系列更加健全的制度举措。

　　梁思博对知识付费中的“坑”非常警惕：“有些网课宣称‘效果显著’，其实是夸大宣传；还有成功学、理财课，明显带着促销和诱导性。”因此付费前她总会先明确退课规则，计算“踩坑成本”，“比如问清楚‘不满意怎么退钱’‘退多少’，如果机构说‘上了几节课就不能退’，我会慎重考虑，避免被动”。

　　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在要求。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城市发展理念决定着城市发展成效。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过去一段时间，有的地方城市工作存在“重物轻人”倾向，比如一些城市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但居民上学、看病、养老难，群众生活不方便。应当看到，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人是主角、是核心，关键就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12个字，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人。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不能“见物不见人”，而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意味着城市公共投资要从物质形态转向聚焦服务形态和福利形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要始终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一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全过程，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优化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保障民生福祉，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