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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而有力的话语，回荡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不只是上合组织。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到推动“一带一路”成为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再到以“金砖合作”推动全球南方携手共进……中国方案为何赢得广泛赞誉？就在于它超越了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霸道逻辑，超越了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一首《大刀进行曲》的嘶吼，藏着我军最刻骨的装备记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武器装备极度匮乏，许多连队甚至“三个战士共用一支枪”，剩下的握着大刀、长矛，在装备悬殊的绝境里拼杀。

　　“杨靖宇、左权、彭雪枫、戴安澜……”走进展馆，1228名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团职以上英烈名字映入笔者眼帘。展柜里，刻有“为人民服务”字迹的八路军金属水杯、佟麟阁将军后人佟晓冬捐赠的29军大刀、飞虎队飞行员的银质身份牌陈列其间。“这不仅是收藏，更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訾贵江告诉笔者，“很多人慷慨捐赠，有位烈士家属送来侵华日军的30式刺刀等，不取一分钱，只希望这些证据能被妥善保存，让更多人看到。”

　　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从“新兵营”、延安及留苏归国干部中抽调130余人，分赴新疆行政、财政、文教等领域工作。“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耿铎文说，他们立足岗位改良政治、革除积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推进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及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了共产党在新疆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