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来宾们高度赞扬中国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所作贡献。曾在抗战期间支援中国人民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后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印制海外首份抗战报纸《救国时报》的卡隆家族代表也来到现场,对中方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传承中法友谊表示感谢。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不过,此次美联储未选择更大幅度激进降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通胀的考虑。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通胀率攀升至2.9%,达到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鲍威尔提到,“我们必须在关注通胀的同时高度重视充分就业。”
农业农村部原国家首席兽医师(官)、中国乡村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金祥强调,要提升农业品牌的竞争力,而深化创新是夯实品牌的硬支撑。
9月18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5年大会打击跨国犯罪形势与对策分论坛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警务部门负责人和代表,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国际组织官员,以及中国公安机关、公安院校的民警代表、专家学者约100人参会。分论坛由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主办。
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