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义税负一直高于实际税负。所谓名义税负是指企业名义上该缴纳的税费。由于征管、企业对税法理解等原因，实际上企业不一定足额缴纳法律意义上的税费。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2015年9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习近平总书记讲起执行任务时不幸殉职的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她曾经写道：‘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这是她生前的愿望，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实践团带队老师刘艮表示，看到同学们把AI与法学相结合，能够真切感到他们把青春的论文写进田间地头的热情，这是最生动的学以致用。
魔都和帝都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气质不一样。上海的知识精英比较生活化，也爱上海。北京的精英，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讲不是贬低北京，北京更大气，我喜欢北京人，不喜欢北京。我喜欢上海，不喜欢上海人。
今天出现的情况是，过去传统知识分子拥有知识、拥有权力的时候，背后是掌握了一套媒体，这套传播工具是垄断性、主宰性的。今天传统知识分子悲哀地发现，借助新媒体、社交媒体也可以成为某种网红、流量博主，认为自己拥有知识的传统知识分子反而被边缘化了。过去知识是权力，今天并没有拥有多少知识的人，他只要拥有流量，也会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我跟很多老师讲，我们要想一想，学生不一样了，我们还在原地，时代也不一样了，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我们怎么适应，是改变自己迎合他们，还是我也要开发自己新的能力，然后和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我本身研究数码文化，我发现很多东西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启发性。我刚刚讲到多任务、多线程，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泽连斯基则指出，最新袭击表明俄罗斯“对言辞毫不在意”，并强调唯一应对之道就是制裁。“我们期待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实际行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