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两代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经历，让我发现两代人是 “世仇”，年轻一代永远有“弑父情结”。因为父亲一代永远是一个主宰者，儿子一代只有“杀死”父亲，才是他的成人礼，他才能成长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对老师一代是看不起的，总是要反驳他们，以此显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长。两代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首先是“世仇”的关系。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拥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广泛战略利益。两国于1950年1月18日建交。“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是中越关系最生动的写照。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曹二宝介绍，第二个机构是1938年6月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宋庆龄以其卓越威望和海外人脉为敌后战场募集国际援助。香港当时是中国抗战物资的海外“输血管”，外国进口或援华物资约97%经香港运到内地。
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因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方人员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其最主要盟友美国则一直予以政治和军事支持。
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公共性。在专业领域，我们说的都是学术黑话。学术黑话我和严老师都会说，我们今天晚上如果用学术黑话交流，我相信你们都后悔这么热的天跑来听一场听不懂的 “黑话大会”。如果把学术内容还原为大白话，用我的话讲叫“人说话”，这恰恰是公共空间的规则，必须遵守。
“AI普法是我们这次破局的巧匠。我们不再依赖枯燥的宣讲，而是通过AI将村民身边的真实案例，转化为生动的情景短剧，更好地帮助乡亲们握紧维权利器。”团队成员刘鑫雨在实践心得中写道。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