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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川会议通过《决定》及“十大纲领”，也标志中国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完全不同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强调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这些案例表明，中国正在形成文化遗产数字保护的完整体系。”杜晓帆说，“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落地，从数据采集到价值阐释，中国经验正在为国际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对西北城市来说，机场的作用尤为重要。西北不沿海，也没有内河航运。依托铁路和机场打造枢纽，形成开放门户，无论对区域还是全国而言，都具有经济与战略的双重意义。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刘一淳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今年6月刚刚结束西部志愿者的服务归来，他的服务点在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抗战时期是重要的敌后根据地。

　　2017年，双河镇民族村回收国有河滩地时，户口已迁出的赛某未拿到补贴款，郝孟和连续一周驻村，翻档案、访老人，理清土地分配历史，又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法律。最终，村民们一致同意给赛某分发补贴，而赛某拿到钱后，主动拿出3.2万元帮村组做公益。

　　赵庆明分析称，当下黄金价格最大的潜在下行因素是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走向。若走向和平，则过去三年刺激黄金上涨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因素消除，金价至少会跌去危机以来上涨部分的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