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会谈环节中，将有德国、芬兰、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乌克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北约秘书长、美国总统及其副手参加。(完)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姐姐林展从事地下工作，混入日军公寓做洗衣女工。一天，几个日本军人押着双手被反绑的林展破门而入，叫嚣她偷了军票，要抄家。“其实是他们想侮辱姐姐不成，就来找麻烦。”年幼的林珍躲在母亲身后，眼睁睁看着日本军人在家中翻箱倒柜，把姐姐打得全身青肿。“突然听姐姐喊：‘弟弟妹妹，我要是被杀，你们一定要为我报仇’”这一幕，林珍一生难忘。
这时候抗日斗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坏事一个接一个。二叔兆昕在白彦战役中受了重伤，没多久兆坊叔（时任临沂参议会副参议长）在大炉一带死于反扫荡，那时候他才29岁。等抗战胜利后，他的尸骨被移到咱们家的林地里，政府正式给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我寅生叔主持的，傅伯达、沈汉三都讲了话。兆坊叔牺牲后，他的母亲想儿子想疯了，天天到我们家哭着要人，因为他是我父亲带着出去参加革命的。
滨海根据地虽然形势比鲁南革命根据地好一些，但鬼子也经常来扫荡。1942年的大扫荡，父亲撤退时把我寄存在李姓的一个老乡家，他们走了一个月，我就哭了一个月，根本吃不下饭，他们家的大女儿，不断来安慰我说：小弟弟，等鬼子一走，你家人就来接你。所以，鬼子第二次来扫荡的时候，我发誓就是爬也要跟着爬走，正好我害了红眼病，夜里看不清路，跑反（方言，逃亡的意思）太苦了，带着我们跑的是独立营长铁瑛（后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还好这次日本扫荡时间不长，没多久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这里吃喝的东西基本够了，快送到其他地方吧！”11日午后，“85后”的榆中县马坡乡上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万凯，一边声音嘶哑地张罗着村民和志愿者卸载救灾物资，一边冲着电话向上级组织汇报灾民安置情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我们这里建了猕猴桃试验站，科技团队常年扎根在田间，指导我们改良猕猴桃种植技术。”眉县果农李凯说，借助品种优选、配方施肥等技术，果园的猕猴桃不仅提了品质、涨了身价，整体产量也提高了60%左右。
北京大学西校门以北的鸣鹤园中，矗立着一座典雅端丽的两层高庑殿顶建筑——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这是大家来校参观时必去的“打卡地”之一。在这里，来自山西太原的小学生李博楷同样惊呼：“有这么多以前没见过的陶器、石器，太长见识了！”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这个家庭中的抗日战士：王厚甫（兆敦）、王寅生（兆时）、王兆昕（战斗重伤）、王兆坊（牺牲）、王兆均、王兆堂、王一民、秦永芳、王扶民（牺牲于解放战争）和王云芳，以上列举的仅是家庭直系成员，加上旁系亲属，参加抗日的有二三十位之多。本文也算作是为历史口述人——我的爷爷王志民95周岁生日的一个礼物。亲属王建国、王建苹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