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尔津县，一场用树枝画草场分界线、石头代表权利义务的“手势普法”，曾让牧民紧锁的眉头舒展——这种接地气的普法方式，如今已升级为覆盖全疆的线上线下法律服务体系。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预制菜行业在知情权保障上的短板，源于标准、技术、企业意识三方面。从标准层面看，预制菜国家标准尚未颁布，缺乏统一定义与分类规范，这就为部分商家的操作留下“模糊空间”。从技术层面看，全链条溯源体系尚未在预制菜行业普及，消费者难以便捷查询原料来源、加工流程、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从企业意识层面看，部分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预制菜“要标、怎么标、标什么”缺乏刚性约束。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对一些梦想走上职业赛场的运动爱好者来说，群众赛事的火热，为打通“草根”直通“职业”的“任督二脉”提供了更多可能。构建起衔接顺畅的体育生态链条，或许能成为突破职业赛事成绩瓶颈的一剂良方。(步峨)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