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多年前，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英、法、日、美、俄等国的盗窃掠夺，使得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数十年来，为了追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中国学者远涉重洋，前仆后继，历尽艰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研究新作《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下简称《文物》）便是其中之一。
刘畅：我的建议是，首先从问题出发，而非技术。永远让你想解答的那个生物学问题来驱动你选择和学习工具，而不是为了用一个炫酷的技术而去找问题。
同时，南城街街道深挖区域资源，启动北陈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工作，打造“红色主题+长平之战古文化+传统古建筑群+休闲农业”特色城郊游。通过“党组织+产业项目+企业”模式，将党建引领贯穿发展全程，联动周边村镇整合历史古迹等资源，开发“梨园采摘+红色研学+古建打卡”沉浸式体验项目。
李在明19日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表示，韩日双方不能纠结于历史问题，需找到互惠互利的方法并扩大合作领域。他甚至就过去曾强烈反对的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辩称，“这是国家之间的承诺，（协议）不应推翻”。对于自己的态度转变，他解释称，在野时需要“斗争”，但如今执政了就要“展现包容力”。
此外，车票上只显示出发站的车次，车次的变化在车票上不显示。打开铁路12306App的“时刻表”模块输入车次，就能看到这趟车的列车时刻表。如果车次在行驶中会有变更，列车的时刻表上就会出现“列车车次号变更”的提示。
王一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一新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