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格拉西莫夫还总结了春夏季军事行动的成果，并明确了未来的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引用格拉西莫夫的话强调指出：“今天，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军手中。”
新华社天津8月31日电(记者董雪、杨文)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在福建，出席林则徐铜像揭幕仪式，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心有戚戚，“一直以此激励自己”；读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夜不能寐，提笔写下：“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未来的大学是什么样？未来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样？未来我们怎么做老师，怎么做学生？我觉得学生要更重视一点过程。老师还要坚守过程，但这个过程要重新反思一下。你如果在课上像原来那样照本宣科、长篇大论，那学生肯定不买账。你课上一定要有亮点，你要照顾到他们关注的“点”，还要考虑他们的情绪价值。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最牢固的基础在于文明互鉴，最深厚的力量在于民心相通。”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上海，从民国到今天都不一样。魔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接地气，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的时候，上海所谓的知识精英很多都不是典型的学院精英，像吕思勉这些学院精英，因为私立大学工资太低，还要给出版社写一些通识畅销书赚点钱，他们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就是报业大王，办各种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税壁垒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未能挽救国内产业，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而非筑墙设垒。发达国家需率先反思其贸易政策逻辑，摒弃零和思维，以开放合作的态度重塑全球经贸秩序，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