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策展团队成员王棣介绍，这是中国冶金史上很重要的一件器物。经过专家检测，这件器物是铅锡青铜，是铜鬶腹底部的残片，说明了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从铸造实心铜器，逐渐转变为铸造空腔铜器。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6月18日）公布最新民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为48.2%，相较上个月重挫 9.8 个百分点。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 19.5 万人，10 个百分点代表近 200 万人，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报告》认为，美式“航行自由”缺乏国际法基础，也严重扭曲了国际法的解释与发展，延续“炮舰外交”的强权逻辑，体现了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对他国施压的惯常做法。美式“航行自由”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地缘政治战略，涉嫌以军事力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扰乱国际海洋秩序，体现出鲜明的不法性、无理性和双重标准。
王军强调，中国海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服务强国建设，更体现大国担当：海关总署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既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也保护国外企业在我国的合法权益，既阻止境外侵权产品流入国内，也打击国内侵权产品流向境外。比如近期火遍全球的LABUBU，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就拦截了涉嫌侵权的产品183万件，有力维护了公平健康的国际贸易市场环境。
对于国际金价的后续走势，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王有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从短期看，黄金价格受美联储政策预期调整等影响较大，震荡上行概率较高。从中长期来看，在全球流动性宽松、地缘风险博弈加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大、全球央行加大购金背景下，预计黄金将延续波动走高态势，突破前期高点。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最初是打算作为工厂商品展示、体验平台。”黄晾炜介绍，后来随着食客逐渐增多，他索性将工厂事务交给弟弟，自己则全心经营餐吧。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