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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实习工作之余，华裔青年学生利用业余时间组团参访上海。他们一同在田子坊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童涵春堂学习中医药文化，在电竞产业园区激情观赛，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无限可能，在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领略上海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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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海清：每任大汗都需要对外征伐以获取武功，它成为自成吉思汗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惯例。对于当日黄金家族成员来说，它就是“大札撒”，是“国法”，每任大汗都须谨守。窝阔台灭金成就其武功，蒙哥欲灭南宋也是为获取武功；忽必烈灭大理、亡南宋，更是其武功。王磐曾谏止忽必烈出征日本，忽必烈反应激烈，“磐入谏曰：‘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帝震怒，谓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国法，言者不赦，汝岂有他心而然耶﹖’”忽必烈灭宋之后，欲图向外征服的野心仍在继续，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思维惯性在起作用。不过，忽必烈对日本以及东南亚方向上的进征，应是受到“混一”天下观念的影响，所谓“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这与中原汉地的影响不无关系。至元代中期大德年间，元成宗因“未有武功以彰休烈”，有大臣建言成宗出兵讨伐八百媳妇国，不过以失败告终。也正因为失败，文献记载反对出征的意见不少，当然也就不再会提及“国法”的问题了。

无论从成吉思汗自身的主观意愿，还是从当日蒙古所面对的客观情势来说，他很难提出统一中国的长远战略。我们不能以后来的结果去倒推历史，更不能轻易相信在统一进程问题上相关的历史叙述。蒙古欲图征服世界的那种观念并非出于成吉思汗且由他开始实施，它其实是由其后世子孙逐步推进、突破而达成，最后藉由编史者依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政治需要而将其加以叙事处理。

温海清：我们要特别注意，成吉思汗作为蒙古第一代游牧统治者，他有自身的局限。游牧人群对外攻击起初多为试探抄掠性质，以劫掠物资、牲畜和俘获人口为目标。成吉思汗于1205年、1207年、1209年三次对西夏的战争都应这样来看待。西夏臣服蒙古的逻辑建立在他们此前与辽、金和两宋的基础上，成吉思汗起初显然对此也认同，获得相应经济利益后，即行撤军离去。1215年，在蒙古攻金一路高歌奏凯的当口，金廷遣使请和，成吉思汗一度想与金达成和约，他对身边将领说道，“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成吉思汗当时并不想要灭金，只要能掠夺到额外的经济收入，他的权威就能得到维持。成吉思汗西征时，“百姓只要选择投降，蒙古人就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们，持一份塔木花为凭证，然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