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夺回我们的首都，使其摆脱犯罪、流血、混乱、肮脏，甚至更糟的状况。”特朗普宣布，他已签署相关行政令，援引《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以下简称，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置于联邦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同时，他指示国防部部署约800名国民警卫队员，帮助重建华盛顿特区的法律、秩序和公共安全。
在实践中，我国推动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压舱石”作用，在重大战略实施、公共服务提供中承担主体责任；民营企业在创新创造、吸纳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展现出强大活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到减税降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到出台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些创造性实践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的教条，也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将公有制视为“效率低下”甚至将其排除在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之外的误区。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这种多元所有制结构的优势尤为显著。国有企业在疫情防控、抢险救灾中冲锋在前，民营企业在稳定产业链、保障民生供给中积极作为，形成了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这是西方私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难以实现的制度效能。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滑田友将满腔悲愤融入手中的刻刀，记录下同胞遭受的深重苦难。5年前，他曾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目睹了难民奔逃的一幕：一位母亲用身体遮住啼哭的婴儿，棉袄在寒风中翻卷如残旗。于是，滑田友抓起陶土反复揉捏，还在泥坯上塑出了母亲惊恐的眼神——那是他在南京大屠杀报道中读到的千万双绝望眼睛的缩影，雕塑《轰炸》的第一组泥稿由此诞生。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等。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豢养的3只大型烈性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案涉犬只虽然关于笼中，但案发前已经多次发生扑倒、咬伤路人事件。高某应当预见大型烈性犬疏于监管，会发生咬死他人这一现实危险，因疏忽大意造成了马某死亡，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失。高某的过失行为与马某的死亡结果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014年，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信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签订《业务代理协议》、《宽带驻地网共建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某通信公司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投资建设相关管线路由、设备及光缆等，并享有上述设备的所有权。2017年11月，贾里村集体土地被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纳入征收范围，由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王曲街道办)作为实施部门，具体负责征收安置工作。拆迁过程中，王曲街道办未经补偿程序，于同年11月底迳行拆除了某通信公司的上述设备。该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王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行政征收过程中的强制拆除行为，往往关系到被强制主体的重大利益。规制涉企行政强制行为，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财产，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在有的强制拆除案件中出现实施主体不明确等情形，既有行政机关“躲猫猫”导致被执行人“欲诉无门”，也有起诉人刻意拉高政府层级缠诉，还有法院计算起诉期限仅考虑强拆之日等问题，需要通过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调查依法认定实施主体。对此，为防止程序空转，及时高效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正确确定强制拆除行政诉讼案件被告及起诉期限的批复》，明确了强拆主体不明时，人民法院可以以现有证据初步证明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起诉期限计算从起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为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等重要规则。本案中，针对区政府有关被告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结合司法解释规定和在案证据，确定了区政府系适格被告并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避免企业因维权无门而陷入经营困境，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强制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