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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胸怀人类前途命运，回应国际社会期待，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影响深远的重大实践举措，书写了多边主义新篇章，开辟了国际关系新境界。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进一步回应了全球南方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顺应了完善全球治理、纠正历史不公的紧迫需求，必将凝聚起国际社会更广泛共识，携手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开辟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是推动城市高标准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的重要基础。过去一段时间，有的城市发展比较重视经济目标，而缺乏长效规划和治理运营，存在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比如，一些城市聚焦大广场、宽马路、高楼群等，产生了“半拉子工程”；一些城镇大拆大建，导致城镇文化特色逐渐消失，不利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应当看到，城市是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有机统一。坚持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加强精细化治理，能够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宜居性。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从更多重视前期建设转向更加重视治理投入。只有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韧性，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发展从物理空间扩张向社会功能优化的根本转型。这也是对城市建设者和治理者的政绩观的检验。

　　“这里造林之前，是坑坑洼洼的戈壁滩。一刮风，沙尘漫天，让人难以睁眼，连城里也是风沙弥漫。刚开始种树时，地硬得挖不开，每个人都是满手血泡，最后又磨成了老茧。”日前，柯柯牙工程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人物之一依马木·麦麦提在柯柯牙纪念馆接受采访时说。

　　纪念抗战胜利，重在传承精神。抗战精神包含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坚韧，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团结。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是港澳社会宝贵的财富。首先，抗战精神作为集体记忆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最好教材。港澳同胞在抗战中展现的家国情怀，让更多人明白爱国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与担当。其次，抗战精神是港澳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纽带。抗战时期，港澳社会上下一心、同心支援祖国，形成了跨阶层、跨背景的团结。这种团结正是今天港澳社会面对各种挑战时所需要的。再次，抗战精神与新时代奋斗精神一脉相承。目前，港澳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抗战精神转化为奋斗精神，港澳才能攻坚克难，在新时代开创新局面。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院学员等参加。(完)

　　8月西梅缀满枝、9月香梨压弯梢、10月苹果红又甜，采摘园连着三个月果香不断，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果盘子”，也让村民拥有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