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就业市场放缓已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关切。近期就业创造速度已低于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的平衡水平,任何裁员增加都可能快速推高失业率。”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作为新疆“一委两院”特约(特邀)监督员,王冠华将法律专业素养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在某职务犯罪案件听证会上,他敏锐指出“财务证据解释不足”,推动检察官重新梳理证据链;在参与纪检内部监督时,针对“笔录信息模糊”“物证保管不规范”等问题,提出的证据审查制度建议被纳入办案规范。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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