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该成果近日发表在地球化学国际知名期刊《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上。
最近,不少火热的群众业余赛事成为展现全民健身活力的窗口,也引发了一些人对群众赛事与职业赛事的比较,有人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其实,这二者的运作逻辑虽不相同,但可以互相滋养、互相成就。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默茨表示,德国的自由、繁荣和社会凝聚力正面临挑战。作为民主、法治、经济成功并具社会保障的国家,德国要保持优势,必须推进“勇敢的改革”,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
陈玉祥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玉祥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