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9月1日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将“请求因产品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因使用假劣的种子、农药等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赔偿”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此外,该实践团与有关企业开展合作,在牛寨村发起“银发法治代言人”计划,选拔村里的年长者组建法治宣讲队,定期开展“法律夜话”,共建数字法治站,并与村委会搭建长期法律援助帮扶平台,村民可随时咨询法律问题、申请调解。通过“银发法治代言人”计划,退休教师张大爷经过专业培训,成为村里的法治“网红”。“用土话讲法律,效果就是不一样。”张大爷举着手机,向实践团成员展示了他制作的《老年人防骗指南》短视频。如今,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普法作品已经通过村级微信群、文化广场大屏等渠道传播。
在王英豪经营的彩虹星球宠物殡葬机构里,“死亡”这个词的底色不是黑和白,而是暖黄、翠绿等暖色调。在这家店的深处,摆放着宠物主人捐赠的物品。其中,有一处写着“一只小狗的一生”的牌子背后,摆放着狗窝、毛绒玩具、宠物防疫接种本等。远处的墙面上,则挂着曾在这家机构里往生的宠物照片以及主人写下的留言:“丑丑,谢谢你的陪伴”“仔仔,愿你在天堂快乐”“希望你无病无痛,开心幸福,也要想我们哦”……
程衍樑:严锋老师已经谈得很深了,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察。以我看来,二位老师都亲身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到今天身处网红浪潮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并且都属于转型成功的代表。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字,在大浪淘沙中有的已经消失,当然原因各不相同。许老师在2003年试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您当时需要回应社会上的哪一种风潮?因为您在书里提到90年代曾是知识分子讨论非常丰富的时期。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的那一波风潮吗?
“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
传统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例如许教授这本书所代表的著书立说,在当下已显不足;还需课程、视频、播客等多元形式。当知识和新媒体结合,其内容形态也随之改变:原本体系化、系统性的整体知识,可能变成情绪化的表达。它不是面向知识本身,而是面向一种人际关系。我认为,知识现在面临的既是一场新的转型,也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它不是知识原来的本体,而是变成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