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央广网北京9月18日消息(记者李硕)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提出今年力争实现全年汽车销量323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约3%,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55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约20%。目标设定有何深意、如何实现?
其时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9月21日才从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秋节这一天,用饭前冯玉祥让白英振先读一遍“山东案子”、“日本进兵歌”。饭后,张人杰评论道:“过节的习惯多人不忘,如对国耻亦能如此就有雪耻之日了。”纵观冯玉祥这几天的日记与相关文电,无不是高调主战。
据介绍,全省夏收工作6月7日基本结束,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播工作从5月28日大面积展开,截至6月13日,已播种面积7915.2万亩,夏播工作大头落地。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因旱不能播种面积323万亩,若未来持续无有效降水,夏播进度将会进一步放慢。
调查发现,2018年下半年,蔡燕蒙曾向魏锋咨询庄周街道前杨村六里白庄的前杨合作社能否拆迁,魏锋查看规划图后告知蔡燕蒙该片属于拆迁范围,并且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申请提前拆迁。蔡燕蒙随即以396万元的价格,从前杨合作社股东手中“买”下该合作社,并开始违法搭建钢棚、木屋等建筑。
经查,陈玉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于吃喝享乐,长期频繁接受宴请,违规接受旅游、健身等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要求,干预和插手司法及执纪执法活动;甘于被“围猎”,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