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机械的静态概念，也不是几种具体的产业与特定的技术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揭示了先进生产力是如何不断涌现的。具体来看，产业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以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为最小组成元素。在给定人类社会可用的科学知识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决定了这些产业所用技术组成的生产结构。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形成，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条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完善，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同时需要看到，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一个经济体可用的科学知识是可变的。当给定的可用的科学知识所蕴含的生产力被生产结构充分利用的同时，也需要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以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和探索。这将拓展科学知识范围、深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这一过程进一步为生产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边界。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多边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与共建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938年11月，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涌泉召开的，我记得我父亲还讲了话，因为有了之前“临郯青年救国团”的基础，一成立武装人员就将近一千人。薛浩（1940年牺牲）是团长，韩去非是政委，孙哲南（后任山东省总工会主席）是政治部主任，我父亲是后勤部主任，因为经费都是我们这几家子出的嘛，那时候要多少枪、多少粮食、多少钱，都是来找我父亲，从我父亲这里调拨。临郯独立团后来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再后来去了东北，跟其他部队合并成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又叫“万岁军”，钢八连、郯城战斗模范连、何万祥连都是过去临郯独立团的部队，现在这些番号都还保留着。
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线性推进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依次展开。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于单一阶段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内，既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又要同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既要解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又要应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中的环境约束问题；既要补齐传统产业的“短板”，又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这种多重转型叠加的特殊阶段，使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远比西方单一阶段复杂。西方经济学无法应对中国“多阶段任务同步推进”的现实挑战。
仅靠减负还不够，还必须为“小马”加把力。去年以来，宁德市选派33名有经验、有能力的处、科级干部担任城市党建指导员和驻社区第一书记，充分发挥指导、帮带、协调作用。吴秀云到社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啃下校园周边治理这块“硬骨头”。
在纪念馆悼念广场上有一条铜板路，上面铸有2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重要证人的脚印，其中一块铜板上只有一只右脚印。周峰告诉记者，这只脚印是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吴秀兰的。1937年冬，日军轰炸南京，当时24岁的吴秀兰带着3个女儿躲到了秦淮河边，一颗炸弹落在她们身边，8岁的大女儿当场遇难，吴秀兰和二女儿腿被炸伤，小女儿几天后不幸夭折。此后，吴秀兰左腿被锯，留下了终身残疾和难以弥合的伤痛。“这就是这尊雕塑的现实版啊！《轰炸》通过母亲的眼神凝固了人类文明史上这至暗时刻，传递出对战争永恒的警示。”
抗战也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村庄和我的家庭。沙埠在抗战前是个宁静的、家族为单位的村庄，不管是大家族、还是小家族，一般都是由族长领导。抗战开始后，各种政治势力都渗透到村里，家族说话不算了，党派说了算，各派之间斗争也很激烈，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遗留了很多派系矛盾。抗战前我们家虽然有新思想，但总归是封建大家庭，抗战中大家都参加革命，建国后走向天南海北，等于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那么多人最后只把我和惠民留在家里，所以，抗战才真正解体了传统社会和家庭，当然土改是最后一击。
今年是我们的全民族抗战胜利80周年。抗战爆发后，整个家族在我的曾祖父王厚甫及他的堂叔王炳南带领下，毁家纾难，不仅捐献了所有家产，还把全家所有的成年人和半成年人送上战场，可以说是为拯救民族危亡和捍卫家园竭尽全能。我们这个家庭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全民族抗战不屈不挠精神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