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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将“请求因产品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因使用假劣的种子、农药等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赔偿”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说到倾听，什么叫“爹味”，应该是“爷味”，是爷爷的味道，不是爹爹的味道，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如何如何”。而爷爷往往非常慈祥，容忍孙辈，有时候也讲自己的经历，听听也有道理。你知道小红书变成“老红书”了吗？今天有一大帮60到90岁的老人到小红书上成为博主了，就讲自己的经历，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赢得几万粉丝。年轻人很愿意看看爷爷奶奶这一辈的成长。有一个老奶奶70岁依然有梦想，讲自己的经历怎么样。年轻人看了以后很感动，确实很有梦想。有人可能会想“我20岁就放弃了，好像有点醒悟。看到他们的经历又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当年这辆车跑一趟，可能要冻病两三个司机，但它把延安和莫斯科连在了一起，也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在了一起。”买玉华说，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延安的窑洞，那头是莫斯科的电台；桥的这头是缺枪少药的前线，那头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严锋：但他们完全不顾忌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反思意识，我觉得在任何时代这都是需要的。但是如今反思在网上甚至成为一个负面词，一直有人说我是个“反思怪”，我以此为豪，我就是“反思怪”。  

　　(一)产需指数均有回升。生产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生产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医药、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产需较快释放；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及家具、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两个指数均低于临界点，产需仍显不足。在制造业生产回升的带动下，近期企业采购活动有所加快，采购量指数升至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