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庐山抗战博物馆内，有两张展图令人印象深刻，一张是“参加国共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周恩来”，另一张是“第二次庐山谈判时，中共代表团在下榻的仙岩饭店前合影”。两张照片中的周恩来，皆神态自若、豪情满怀，坚毅的眼神折射出实现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目标的信心和决心。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背后是中共对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充分诚意和缜密考量。面对蒋介石嗤之以鼻的冰冷态度和蛮横无理的强硬态度，中共谈判团仍不失风度，努力争取两党合作。透过历史的橱窗，我愤怒于蒋介石拎不清民族大义和党派小利；我鄙视国民党企图放弃工农力量、仅仅依靠士族门阀抗日；我更赞叹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博大胸襟与历史担当。
库什纳表示：“在法国，每天都有犹太人在街头遭到袭击，犹太教堂或学校遭到污损，犹太人拥有的企业遭到破坏。”他在信中敦促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执行仇恨犯罪法，并减少对以色列的批评。
“首先家长要保持稳定的情绪，可以通过情绪卡片、绘画、角色扮演、写心情日记等方式，教孩子学会识别、接纳和表达情绪。”崔永华建议，至少提前一周带领孩子按照学校作息规律调整生物钟，每天完成一个小的学习目标，找回学习状态；每天40分钟左右的户外活动，帮孩子尽快恢复精力状态。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与养老服务产业相关的“银发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养老项目“重资产、长周期”特性，导致资金周转往往成为企业发展一大难题。
厦门火车站内，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焕新升级，在厦门始发的高铁上，比利时巧克力、白俄罗斯牛肉、波兰酸奶等进口食品和面膜、眼霜等化妆品深受旅客喜爱。
“金鱼产业是闽侯县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拓宽村民就业渠道，带动农户增收。”据闽侯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林福金介绍，该县于2024年底出台《关于做大做强闽侯金鱼产业五条措施》，从标准化金鱼设施、金鱼品牌创建、金鱼品牌宣传、金鱼产业宣传、金鱼种质资源保护等5个方面推动金鱼产业发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