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线性推进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依次展开。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于单一阶段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内，既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又要同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既要解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又要应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中的环境约束问题；既要补齐传统产业的“短板”，又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这种多重转型叠加的特殊阶段，使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远比西方单一阶段复杂。西方经济学无法应对中国“多阶段任务同步推进”的现实挑战。
在绿色发展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不断提高，煤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步提升，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推动绿色产业蓬勃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生态修复等领域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
“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是中国出口逆势上扬的关键因素。”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面对外需变化挑战，当前政策的对冲效应，出口的弹性、韧性与优势，能够支撑我国经济的基本盘。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本还没有占领济南，我父亲和王献廷（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甫这些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开会，商量该怎么办，大家做出三个决定：成立“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发动群众抗日，绝对不当亡国奴；把家产和武器都拿出来，成立抗日武装；即使以后日寇占领了临沂、徐州，也绝对不逃跑，要打游击跟日本人拼到底。
西安咸阳机场T5，与北京大兴机场、成都天府机场航站楼面积相当。三座机场中规模最小的兰州中川机场T3，面积也相当于上海虹桥机场两座航站楼之和。
中试平台是紧密连接创新链上下游的重要桥梁，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依托浙大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衢州完善的化工产业配套支持，还有专业化的中试设备，成为懂行的技术“陪跑员”，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卧桥是兴隆山标志性建筑，是游客必来的网红打卡地，说没就没了实在太可惜。”高伟元告诉记者，为给游客提供更舒适惬意的旅游体验，去年11月刚对店铺进行装修，没想到一下子都白费了。好在家人都平安，餐厅建筑结构也基本完好，先用几天把店内淤泥清理干净，看能否抢救出一些还能用的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