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此时流露出来的思想中，与其他人不太一致的不仅是这一点。9月25日，有一人和他谈到将要编一本《国魂集》，黄郛即评论道：“此作之影响，有根本振作民族之功用，较一时的国耻，尤当重视也。”可是，不知有无出版的《国魂集》未必在根本上振作民族，这一国耻的洗雪倒是十四年后的事了。
然而，工作中不乏委屈时刻。有一次上门巡视探访，她刚敲开门就被家属劈头盖脸骂了十几分钟，也不敢顶嘴。后来才知道，对方当时正和家里人闹矛盾，她不小心撞在了枪口上。“千万不能硬碰硬，否则只会越闹越僵，只能等情绪过去再沟通。”第二天再次上门时，张健主动放低姿态：“我们昨天上门服务打扰到您了。”家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向她道了歉。
“暖蜂驿站”是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休憩和服务场所，张亥秋在送货过程中留意到，尽管驿站的设施配置齐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WiFi、热水、充电等服务，但因为选址的原因，使用率并不高。收到改进建议后，相城经开区第一时间在配送小哥较为集聚的地方新增了“暖蜂驿站”，并在周边设置“外卖骑手停放区”。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阿拉木图人口近2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1000万人次；乌鲁木齐人口超过4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2700万人次。“新疆人均乘机次数更多，但乌鲁木齐国际旅客吞吐量不到阿拉木图的十分之一，国际货邮吞吐量更是阿拉木图的零头。” 李瀚明认为，换个角度，差距就是上升的空间。
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人民群众生活中还存在不少急难愁盼问题。拿住房来说，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老旧社区亟待维护改造；再看养老领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但养老护理人员缺口较大，养老服务供给仍需加强。民生需求是最真实、最迫切的市场信号。只有尽力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此时适逢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宁粤对峙，大规模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正如学者金以林所总结：“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