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11月,为解决财政危机,法国议会投票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将其转变为国有财产。政府收回教会财产以后,于1790年以教会资产作为支撑,发行“指券”。这一决定剥夺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履行其传统职责——帮助贫困人口——的财政来源。几个世纪以来,教会财产得益于教区成员的遗赠而积累起来。革命前,这些资产由神职人员管理,服务于农村社区。为了偿还“指券”,资产被出售,落入个人手中(资产阶级、农民、贵族,甚至神职人员),他们将其用于个人用途。因此,教区民众普遍感到被掠夺了,并认为政客应对此负责。1790年7月12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在年底生效,规定所有神父与公务员一样,要宣誓遵守宪法;1792年,法国法律规定,所有未宣誓效忠的、引发骚乱或经同一省份六人要求驱逐的神职人员,均应被驱逐出境,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将被处以十年监禁。1793年旺代叛乱爆发后,3月18日的法令更进一步,规定任何被驱逐出境并被捕的神父均应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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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倪浩]8月3日,郑钦文夺得2024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实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也点燃了民众参与网球运动的热情,网球热度随之大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体育明星与体育经济会形成正向反馈: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会提振相关体育产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大众的广泛参与则会成为“未来明星运动员”诞生的基石。
拉瓦雷纳市(La Varenne)市长雅克·雷杜罗(Jacques Redureau)回忆叛乱的情形:“大约五十名武装人员,有的手持长矛和镰刀,大多数手持步枪,前往拜访公社的居民。他们强迫所有找到的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否则将被处死。然后他们去了公社之家。”在法国大革命后设立的公社之家,叛乱者打破了文件柜,拿走了所有法律、法令和其他文件。第二天,叛乱者让妇女们把文件带到中心广场烧毁。在梅斯尼尔昂瓦莱、圣弗洛朗和尚托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证书和文件”被焚烧。叛军还攻击了他们所憎恨的政府的象征:国民警卫队及其旗帜;税务员、账簿和钱箱。他们把市政府当做一种像巴士底狱一样的堡垒,不同的机构安插着那些作为“革命支持者”的共和派,他们为共和政府提供情报,因此也是未来的镇压工具。大量的市政官员被叛军监禁或处以枪决,市议会成员和共和政府的支持者纷纷逃命。仅在马什库尔(Machecoul)一地,在3月27日至4月22日就有一百五十至两百名共和派被逮捕并枪毙。
十八世纪,法国的税收普遍增加,总税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此外还有各种特别税,种类繁多。法国大革命后,旧制度虽然被废除,但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减轻。新的行政等级制度出现,城市资产阶级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持续的欠收造成农民境况恶化;共和政府滥发货币并强行摊派赋税,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政府的不公正和专断措施加剧了人们的失望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叛乱,而征兵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793年2月,国民公会投票批准征兵三十万人,征兵方式是从各市镇的未婚男子中抽签选出。3月3日,在瓦卢尔省的绍莱(Cholet),有五六百名年轻人拒绝被征兵,与当局发生了流血冲突。随后,叛乱波及法国西北部的十几个省。
1892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为了打败外国干涉军,法国共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税,招募三十万军队。恰逢1791年《教士公民宪法》颁布,教会的许多权力被剥夺,法国前国王路易十六支持外国干涉军帮助自己复位,在1793年被处决。于是,许多势力以宗教和国王为旗帜掀起了针对共和政府的叛乱。1793年初,法国共和政府在八十三个省里最多只控制了三十个省。蒂利写道:“政客们选择‘旺代’这个词,是希望给这场运动强加一种相当简化的形式……某些历史学家感到疑惑,为什么是旺代省而不是法国其他地区。这个问题提得很糟糕。事实上,在旺代起义时,许多地区陷入混乱:西部和西南部的卡昂和波尔多成立了独立政府,东南部的土伦向英国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