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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陈老师多次找我谈心，介绍学习方法，告诉我哪里有安静的学习室。”小钢说，大三暑假后，陈老师经常询问他的就业意向，及时推送合适的工作岗位。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考察时人眼中的九一八事变，不能不看亲历这一历史事件的人的观察。在辽宁省政府与东北大学任职的金毓黻因为身处沈阳，亲历了九一八事变。9月18日晚上金毓黻为枪炮声与电话声惊醒后，睡不着觉而等待天亮。作为主政官员，金毓黻这天检讨道：“一月以来，日本各界昌言出兵占据满洲，报纸宣传，有箭在弦上之势，我方之应付稍形迂缓，且鲜负责之人，以致演成今夜之情形，思之不禁愧愤！”这一检讨直白，亦确乎公允。第二天，金毓黻即开始与其他官员讨论维持地方秩序事宜。没几天，金毓黻便回到了随意读书的消遣时光了。9月26日晚上，金毓黻自己开始学习日语。此后，金毓黻一度被迫接受伪职。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1-8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99.2亿件，同比增长15.5%。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82.0亿件，同比增长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