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正在逐步接近名义税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痛感会更明显，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承担可能会选择停业，这不仅影响就业，更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与之相伴的，是中欧政治关系的日渐成熟。1998年，中欧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根据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精神，双方重点就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成果深入沟通，同意共同筹备好特代第24次会晤。双方积极评价去年以来边境局势管控取得的进展，围绕划界谈判、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取得初步共识。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晋中7月24日电(记者 邵萌)“游山西，就是在读中国红色革命史。”山西，这片被热血浸润的沃土，留下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遗址，形成了深厚的红色法治文化底蕴。
去年3月，欧洲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 Europe）发表的一份报告明确表态，欧盟在对外国投资实施额外的出口管制或出台政策之前应更加谨慎。在当时的拜登政府下令对整个半导体供应链进行审查后，欧盟与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也在去年4月召开会议，促使欧盟委员会展开类似审查。同样是去年，荷兰在美国政府施压下对阿斯麦对华出口极紫外线光刻设备等实施管控，引发中外高度关注。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曾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对曾经位居双边经贸关系主导地位的欧洲而言，中国日益明显的竞争力正成为其重大挑战。但欧洲没有接受或认识到这背后的缘由在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欧洲日益丧失其创新能力而导致竞争力下降。因而欧盟近年来以中国商品和投资对欧洲造成所谓“安全威胁”或存在“不合规”等借口，采用政治性和保护主义手段打压中国特定商品与投资项目。
除了官方层面的协调，不少受访嘉宾认为民间互动是破解认知隔阂的关键。在周弘看来，若要改善中欧关系，需从民间交往切入。唯有扩大人民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扭转当前中欧关系的氛围。随着民间交往的深入，欧洲政治生态将逐步发生变化，政客在选票导向下作出政策调整，中欧关系就有望迎来转机。
这段跨越半世纪的相遇不仅创造了双方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共生格局，更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人类共同挑战面前，展现出“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与此同时，经历了50年沧海桑田，中欧都已非复旧时“模样”，对彼此的认知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中。然而，中欧在当下的历史节点上要“凝聚共识、超越分歧”，或许要重新回顾50年前“最初的合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