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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80年代政治的热情开始消退，一部分学者讲我们的岗位在哪里？不应该在广场上，应该在校园里，回到校园，回到体制。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是第二种挑战。

　　电商平台需从规则、审查、技术等维度强化管控：完善交易规则，对“仅退款”设置限制，避免消费者用伪造图片申请退款；细化退款申请的审查标准与流程，不能仅依赖AI客服，需增加人工审核投入；适当延长审查时间，既能充分核查消费者申请的合理性，也能给商家充足的时间发表意见、提供证据；加大技术防护力度，通过技术手段验证上传图片与原始商品的一致性，拦截伪造内容。

　　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作战12.5万余次，建立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令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程衍樑：严锋老师已经谈得很深了，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察。以我看来，二位老师都亲身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到今天身处网红浪潮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并且都属于转型成功的代表。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字，在大浪淘沙中有的已经消失，当然原因各不相同。许老师在2003年试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您当时需要回应社会上的哪一种风潮？因为您在书里提到90年代曾是知识分子讨论非常丰富的时期。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的那一波风潮吗？

　　尽管陈纳德不会说中文，听力也因长时间驾驶战机受损，但并未影响他在中国的工作，“他只关心那些因战争而惨遭屠杀的无辜百姓”。嘉兰惠说，外祖父“并不在意大家拥有不同的国籍，他在意的是有人需要帮助，他想帮助他们”。

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我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许老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知识分子的转型，又不一样了。我刚刚讲原有学院体制的知识结构变成了一种人际关系，就是我要跟你搞好关系。这件事情挺可怕的，因为人和人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控制。本来我只为知识、为真理、为价值观服务，现在我变成为你服务，我要不要讨好你？要不要害怕被你抛弃？这个里面的真实、关注的焦点就发生了转变。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