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清：我们要特别注意，成吉思汗作为蒙古第一代游牧统治者，他有自身的局限。游牧人群对外攻击起初多为试探抄掠性质，以劫掠物资、牲畜和俘获人口为目标。成吉思汗于1205年、1207年、1209年三次对西夏的战争都应这样来看待。西夏臣服蒙古的逻辑建立在他们此前与辽、金和两宋的基础上，成吉思汗起初显然对此也认同，获得相应经济利益后，即行撤军离去。1215年，在蒙古攻金一路高歌奏凯的当口，金廷遣使请和，成吉思汗一度想与金达成和约，他对身边将领说道，“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成吉思汗当时并不想要灭金，只要能掠夺到额外的经济收入，他的权威就能得到维持。成吉思汗西征时，“百姓只要选择投降，蒙古人就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们，持一份塔木花为凭证，然后离开”。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及至窝阔台时代，蒙古统治地域扩大且已不再局限于游牧世界，统治策略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它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蒙古对金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窝阔台时期的这种战略转变，体现的就是游牧社会与农耕定居社会旧、新秩序的一种转变。窝阔台时期蒙古人毁灭定居社会的既存政权转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它另有深层的缘由。
事发时，侯某某车上两名搭乘人员分别为其父亲侯某海及其年幼妹妹。侯某海家与李某某父母家相距约800米，双方为未出五服的邻村表亲。侯某某与李某某互不相识，但侯某海认识李某某及其父母。两人因会车发生口角时，侯某海下车交涉认出了李某某，并在现场告知侯某某有关李某某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引导侯某某靠边让行。后经查看7月31日晚江山边境派出所民警携带的执法记录仪证实，侯某海和李某某母亲彼此相识。李某某因常年在外，不认识侯某海父女，听到对方说出自己的家庭地址，产生误解和疑虑。
距离马鞍山约100公里的安徽省滁州市，是另一座与南京紧密联系的城市。眼下，连接两地的滁宁城际铁路也正在加紧施工，项目全长约55公里，共有17座车站。目前，这条线路在滁州市境内的部分已通车运行，南京市境内的工程也在建设中。
经调查组询问核实，李某某，男，33岁，户籍地址为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某农场，系南宁市某托育机构个体经营者，常年在南宁工作。
经调查组询问核实，李某某，男，33岁，户籍地址为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某农场，系南宁市某托育机构个体经营者，常年在南宁工作。
蒙古向西进征有更早的突厥人群导夫先路，他们同处于内陆亚洲地区，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层面也相对更为接近。突厥语人群早已在中亚扎根，尽管突厥人趋于定居，但仍然保存着许多游牧的传统，突厥人和蒙古人都以部落形式组织在一起，两者之间更易接纳与融合。关于突厥人于历史的重要性，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现在学界更趋向于重视它在内陆亚洲地区东西间的交流，而非南北间的问题。当我们将观察的轴心转换至东西方向来思考蒙古高原的历史时，或许有助于理解蒙古的三次西征。窝阔台派遣主力西征，南宋并未成为当时蒙古的优先征讨对象，它的根源或应从这里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