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7月底，工商银行在年中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带头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首个将“反内卷”写入下半年工作重点的国有银行。广发银行在年中会议中也表示，按照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抵制“内卷式”竞争，坚持长期主义经营理念，守牢风险底线。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不仅召开反“内卷式”竞争宣导会议，还组织2000余名员工签署反“内卷式”竞争承诺书。
刘传正说，我国采用“天、空、地、人”的“人防+技防”手段，即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监测及属地人员上报，取得了很好的防灾减灾成效。具体而言，查看手机卫星地图，如果发现与周围颜色明显不同的黄色、白色、灰白色图斑，则表示那里正在发生变形，或者正在掉石头。通过无人机去高处观测，传回图像，可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裂缝计、次声仪等仪器可以预警滑坡、泥石流。群测群防员发现山体有裂缝、变形迹象，可立即上报，并组织人员避险撤离。
在柏文喜看来，此次被下调评级的农商行暴露的问题具有一定行业普遍性。短期内，银行需要做好风险出清和资本急救，长期来看，则要聚焦业务转型和治理重构。
今年暑运以来，一批新线、新站投入使用，旅客出行更加便捷。暑假期间也是旅游旺季，不少旅客选择乘坐高铁打卡多个旅游景点，高铁票怎么买最划算呢？进站后又如何快速找到自己乘车的检票口和车厢？
人类听到声音这件事，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简单说，声音是一种能量，通过空气传播或其他介质(比如在水里)传到我们的耳朵，再进一步传到我们大脑，被我们听见。
21世纪初，浙江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艰巨，“重利用、轻保护”的现象仍然普遍，文物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其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和国家，很难说是有真正实力的民族和国家”“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他还强调，“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将把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部署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比如，对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2002年，习近平同志将西湖作为考察杭州的第一站。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又如，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良渚调研。2003年7月，他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他还曾两次到跨湖桥遗址调研。2006年4月，他第二次来到跨湖桥遗址考察，指出深入研究跨湖桥文化，把跨湖桥文化发扬光大。2006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要情》公布了关于距今10000—9000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与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问题，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方向。
“过去，通常都是基层博物馆将文物借给大型博物馆，而头部热门博物馆很少将精品展览送到基层。”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江睿介绍，该馆周末单日访问量平均为4000人，“文物环省行”巡展期间单日接待观众突破4.2万人，刷新江苏省备案博物馆单日接待量最高纪录。江睿说，文物环省行巡展展现出的数字化展示技术和文创产品设计理念值得基层博物馆学习，能够促进各地各级博物馆加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