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一问题,放松税收征管并非良策,因为这不仅涉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渎职问题,也影响社会公平,毕竟各地税务机关征管力度不一,将影响企业公平竞争,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调查发现,2018年下半年,蔡燕蒙曾向魏锋咨询庄周街道前杨村六里白庄的前杨合作社能否拆迁,魏锋查看规划图后告知蔡燕蒙该片属于拆迁范围,并且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申请提前拆迁。蔡燕蒙随即以396万元的价格,从前杨合作社股东手中“买”下该合作社,并开始违法搭建钢棚、木屋等建筑。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报道援引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称,包括哈马德在内,事发时在场的哈马斯领导层成员共6人,包括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前政治局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负责人扎希尔·贾巴林、政治局成员巴西姆·纳伊姆等。
常识性错误也时有发生。某景区推出的诗人主题卡牌中,杜甫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被误写为“两只白鹭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让人啼笑皆非。
黄郛此时流露出来的思想中,与其他人不太一致的不仅是这一点。9月25日,有一人和他谈到将要编一本《国魂集》,黄郛即评论道:“此作之影响,有根本振作民族之功用,较一时的国耻,尤当重视也。”可是,不知有无出版的《国魂集》未必在根本上振作民族,这一国耻的洗雪倒是十四年后的事了。
9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在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在南京举行市民大会,同时上海市民大会主动拒绝日本对长江洪涝灾民的赈济。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举行的南京市全市党员大会上,讲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时,下面有人讥讽蒋介石言过其实。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听说此事的邵元冲则在日记中评述道:“中有一人稍施讥弹,(戴)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