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密集出台专项政策,为中国游戏“出海”按下加速键。如北京拟在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内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建立出口游戏国内上线等审批便捷通道,提供“出海”咨询、中介等相关服务。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与养老服务产业相关的“银发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养老项目“重资产、长周期”特性,导致资金周转往往成为企业发展一大难题。
孙梅君介绍,海关总署坚持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全面加强智慧海关建设,全国通关一体化全面实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成为我国与世界贸易联通的“数字门户”,“一网通办”事项达到了25大类964项,基本覆盖了跨境贸易全链条全环节,线上、掌上通关办事已经成为常态。公铁海空“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让全程物流“一次申报”“一单贯通”。“智慧旅检”覆盖80%的航空口岸,旅客可以无感通关、快速通关。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口岸营商环境明显改善。
阿拉木图人口近2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1000万人次;乌鲁木齐人口超过4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2700万人次。“新疆人均乘机次数更多,但乌鲁木齐国际旅客吞吐量不到阿拉木图的十分之一,国际货邮吞吐量更是阿拉木图的零头。” 李瀚明认为,换个角度,差距就是上升的空间。
在对生命进行“城市调查”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也经历了从“航拍”到“入户普查”的跨越,能够通过基因测序等技术获得更多、更细致的信息。然而,主流的单细胞测序技术还存在着通量、成本、细胞大小限制和捕获偏好性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