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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道路，同时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李铮说，“我们愿意同中国企业共同走出国门，将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带给世界。”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研究员 费舍尔：2010年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终于在这里落成。我们最初每年接待大约2万到3万名访客，现在我们每年接待的访客数量约为16万，数量大幅增长的确是一个挑战。但当然也印证了这个纪念场所的重要性。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告诉记者，法律上没有试岗的概念，只有对试用期的规定。由此，有的企业故意避开法定的试用期制度，把劳动者引入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这就使劳动者的权益很难获得保障。此外，试岗期工资大多不超过千元，大部分劳动者不会费时费力去维权，最后只能吃“哑巴亏”，这也让更多企业有恃无恐。

　　以西安咸阳机场为例，扩建后拥有4座航站楼，航站楼面积高居国内前5。但西安咸阳机场去年旅客吞吐量排在全国第11位，西安去年GDP仅排在全国第21位。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