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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所有商人都在同一个没有成文商法、税制紊乱、银铜并行的帝国环境中经营，但不同的商人对这套“体制”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有人靠它、有人避它、也有人玩转它。由此出现了三种典型路径：第一种，深度捆绑型。关文斌笔下的天津长芦盐商对国家政策高度依赖，其商业模式与“盐引”特许经营制度密切挂钩，导致其虽富却不自由。在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时，盐商首当其冲被征榨，堪称典型的“制度型利益群体”。第二种，边缘游离型。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笔下的四川自贡盐商与包筠雅（Cynthia Brokaw）笔下福建四堡的民间印书业者，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往往在国家视线之外发展，不纳税、无监管、灵活自主，其市场行为更多依赖于自组织规则与熟人网络。这种“去国家化”的商业生态，使他们在国家干预加强（如厘金税实施）之前，能长时间享受市场自由。令人感慨的是，自贡盐商在18-19世纪上半叶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既无税也无监管，反而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突破。第三种，套利服务型。梅爱莲（Andrea McElderry）笔下的上海钱庄，把混乱的银两成色差异和长途运现难题变成商机，靠兑换、汇兑业务致富；清廷对货币主权的放任反而成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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