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历史叙述有两层含义需要揭示，一是它遮蔽了其他几任大汗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二是掩盖了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面对的困境、挫折乃至彷徨。我在书中对窝阔台灭金历史功绩以及忽必烈犹豫于攻宋的问题所作反思，就是试图从中揭示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这并非要否定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历史。
在上海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绿色低碳概念验证中心的一个监测仪项目正在实验，这个由复旦大学出技术、上海出市场化方案、江苏盐城投资的项目，已经拿到200多台意向订单，形成了“研发销售在上海、投资生产在长三角”的协作模式。
这部作品对于契诃夫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弱化戏剧冲突的《海鸥》在1896年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首演失利后，曾令契诃夫一度放弃戏剧创作。两年后，斯坦尼以贴近现实生活的舞台呈现、强调人物内心真实体验的导演方式复排该剧，意外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演出不仅扭转了《海鸥》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戏剧史的方向。
去年，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画出国际航空枢纽的蓝图，提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经核查，2025年7月22日17时30分许，李某某驾驶白色哈弗SUV，经过防城区江山镇某一狭窄村道时，与驾驶黑色奔驰SUV的侯某某因会车问题发生争议。在李某某拒绝要求其退行的不合理让道要求后，侯某某从车上拿出一本印有“行政执法”字样的证件，向李某某亮证，并有随车人员说出李某某的姓氏和住址。事后，李某某曾向有关单位反映问题但未获满意答复，于7月31日将其行车记录仪上的视频上传互联网。
蒙古向西进征有更早的突厥人群导夫先路，他们同处于内陆亚洲地区，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层面也相对更为接近。突厥语人群早已在中亚扎根，尽管突厥人趋于定居，但仍然保存着许多游牧的传统，突厥人和蒙古人都以部落形式组织在一起，两者之间更易接纳与融合。关于突厥人于历史的重要性，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现在学界更趋向于重视它在内陆亚洲地区东西间的交流，而非南北间的问题。当我们将观察的轴心转换至东西方向来思考蒙古高原的历史时，或许有助于理解蒙古的三次西征。窝阔台派遣主力西征，南宋并未成为当时蒙古的优先征讨对象，它的根源或应从这里探寻。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
“包公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安徽包公研究中心主任许高彬的话，道出这份文化认同的根源——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精神内核，早已超越地域与时代，成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