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中国煤矿文工团成立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历史最悠久的单位之一。2005年，加挂了“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的牌子。2018年9月，转隶到文化和旅游部。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我们围绕政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客群，制定个性化服务策略，组织员工进企业、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开展个人养老金等养老金融产品宣讲，一对一提供养老金融咨询和服务，并通过系统优化实现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批量开户。”农行北京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过提供涵盖储蓄、理财、基金、保险等700余款全品类养老财富管理产品，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养老金投资贷款的需求。
博汇股份被要求补税5亿元，则是因为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被税务部门认定需要按照重芳烃缴纳消费税，博汇股份对此不认同，最终是否补税、如何补税等仍有待税企双方良性沟通。
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俄罗斯馆负责人斯维特兰娜·王，北大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侯宪如，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马连起（“鲁班工坊”团队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和外交研究所所长努尔博士等书中出现的故事人物，以及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左洪波讲述了各自参与上合组织交往合作的故事，畅谈推动上合组织国家民心相通的体会。
2010年，朱世龙在村委会承担了社会保障、农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原以为自己对家乡非常熟悉，可真正甩开膀子干时才发现，村里的农田情况、人口多少、产业结构，他并没那么了解。
不久后，曾生与克尔见面，两人谈了很久。克尔后来给家人写信说，曾生看上去不仅很年轻、说话风趣而又周到。曾生还给克尔带来了一部从日军那里缴获的相机。克尔参军前曾当过摄影师，当天在司令部附近拍摄了多张照片，其中包括与曾生和东江纵队战士的合影。这些珍贵的照片不仅成为历史的见证，也记录下了中美盟友间深厚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