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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双方都要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大方针不动摇，坚持开放共赢的大原则不动摇，坚持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不动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巩固和扩大全方位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南南合作的深化为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强大支撑。面对全球性的“关税逆风”，全球南方国家愈发认识到加强内部合作的重要性。“金砖+”、“上合+”等合作机制日益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持续释放红利，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加强本币结算安排，有效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种以发展为导向、以互利为基石的合作模式，开辟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和更稳定的增长环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既有的全球经贸规则，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开放发展新模式，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提供了重要的集体韧性。这种集体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纪宁说：“欧美国家的网球市场已逐渐进入饱和阶段，中国被认为可能带来新的爆发性增长点。”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网球新兴市场，应更充分地挖掘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这有利于全面释放中国体育经济的增长潜力。”

　　阿利耶夫表示，阿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双边关系的高水平。两国密切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贸易快速增长。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愿同中方深化经贸、科技、互联互通、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阿方愿深化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合作，共同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