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古代循环观念视“衰亡”为“生生”过程的一部分，就本书所探讨的天人观念演变，也可以说各种看似“衰亡”的现象，同时提供了范式更新的契机。如古代宇宙论认为天运“周行”以年为单位，四时对应四方，两宋时期岁差最终被确认，意味着以上模式“衰亡”，但以两万六千年为周期的岁差循环，被视为真正的“周行”，“永恒运动”观念得以转型。又如古代宇宙论以北极星为不动枢轴，但魏晋以降发现极星本身有动移，极星枢轴观念以及相应的星辰象天说“衰亡”，天地枢轴被认为是无象之位而非有象之星。可谓“极”的隐微化。
类似的情况早已见于南宋时期。南宋臣事于金（后又贬称侄），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下共主自居，当时攘夷论高涨，但反过来，部分士人思考夷夏问题也更开阔。如北宋地图标示南北山河两戒，因为幽云十六州在辽人手中，就小气地把它画在北戒外，不视为华夏。南宋时期，整个中原都沦陷了，总不能把北戒山河画在秦岭-淮河一线，索性就把幽云十六州重新画回北戒内。更典型的例子是朱熹，他思考天下秩序时比北宋乃至汉唐人更为自由，如称太行是天下之脊，河东是华夏世界中心，而这些地方当时都在金人控制下。他甚至认为鸭绿江和黄河、长江并列，是天下的三大水，虏人（指金人）就是从那里兴起的，俨然把金和宋都当作华夏世界的一部分。相较南宋，晚清时期天下秩序崩解得更彻底，思考理想天下的空间也就更大。如廖平、康有为等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其内容尺度相当大，不可能见于晚清以前。这肯定不是因为前人思力不足，而是古今之变没有到这种程度，或许也是某种“国家不幸诗家幸”吧。
高波：您指出了唐宋之际的重要性，令人联想到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史最重要的学说。内藤湖南重点谈宋以降中古贵族社会解体，宫崎市定则认为关键在从大一统到诸国并立（所谓“东洋的近世”），不过都没有明确涉及天地观念。我认为唐宋变革还有一层意涵就是天地观念转变。汉魏到唐宋，极星动移、冬至岁差等现象被发现，乃至在太行山上发现蚌壳，让沧海桑田之类的上古传说获得实证支持，同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北人文地理景观变化巨大，这都促成了天地可变易观念的兴起。
这场情感与法律交织的闹剧，不仅撕开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偷袭”伤疤，更暴露了以“分手费”为名的情感勒索乱象。那么，法律如何为道德与契约划界，情侣又该如何警惕“借条陷阱”，如何把握法治社会下的情感博弈规则？
然而，智能机器人在景区落地也面临诸多障碍。在妥艳媜看来，技术成熟度不足是关键问题之一。现阶段智能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自主决策和人机交互能力有限。例如，日本某酒店曾因机器人无法准确回答简单问询且功能不完善，不得不“解雇”了约一半的机器人员工；此外，高额投入与成本回报难题也困扰着景区，先进智能机器人的采购和运维成本高昂，如果游客量或使用频率不足，投资回报周期会很长；游客接受度与习惯也是需要面对的挑战，部分游客(尤其是老年游客)可能不习惯机器人服务，觉得缺乏人情味儿或操作麻烦，对机器人解说心存疑虑。服务情感温度缺失，设备、网络基础设施在户外环境的稳定性保障，以及缺乏统一行业标准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另外，“极”兼有中心和边界两种含义，对本书特别重要的是，马王堆帛书本《周易》“易有太极”异书为“易有大恒”，提示“极”有“恒”的含义。您提到古代思想中的“永恒回归”主题，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大恒”（“永恒运动”）都以天体的圆周运动为象，直到近代早期天文学发现天体运动轨道实际上是椭圆前，一直都是这样。
东莞拥有非常强的潮玩制造能力，能快速开出全世界最精密的模具。但在过去企业大多为外国品牌做代工，利润非常低，如今他们发现，把先进工艺跟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用现代的流行设计语言打造属于自己的国潮IP，能带来更大的价值。
宋代，粽子的馅料更加丰富多样。除常见的枣、糖外，还可加入松栗、姜桂、胡桃等材料。苏东坡有诗云：“不独盘中见卢橘，时於粽里得杨梅。”可见“杨梅粽”得到了苏东坡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