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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关联着上面的话题。20世纪拉美的诸多实践在今天的延续有何意义？20世纪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在当前新一轮政治变革中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在于，很多拉丁美洲的思想者其实是混血后裔，多数是白人后代，因为原住民基本上已经断了根，语言也没有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很多人从小接受的，尤其是那些能进行思想性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体系本质上是殖民者建立的教育体系，很多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内化、隐形的文化基因。每当他们进行这样的写作和思考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剖析。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思想觉醒和精神炼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文本。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宿命。反抗这种宿命，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特朗普所谓“金砖国家如果反美的话，就加10%的关税”，是牛头不对马嘴。金砖国家是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且总体支持全球多边合作，跟10%的关税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总之，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不断创造、引领和释放消费新需求。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日刊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一市场上，墨菲和其他分析师认为，美国车企当下很难抵挡中国自主品牌的实力。墨菲说，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忠诚度”很强，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构成和机制复杂的巨系统，其中子系统的相互割裂、运行中出现的堵点断点、配套支撑体系存在的短板，都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整体效率和质量。当前，形成完整内需体系最主要的矛盾是供求不平衡不匹配，迫切需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