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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良是山东莱阳人，1953年入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任排长、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据介绍，自2015年8月16日首趟中欧班列（厦门）开行以来，厦门班列拓展至7条线路，辐射13国3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1378列、运送12.22万标箱，货值超52.49亿美元。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密集出台专项政策，为中国游戏“出海”按下加速键。如北京拟在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内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建立出口游戏国内上线等审批便捷通道，提供“出海”咨询、中介等相关服务。

　　根据老铺黄金门店的告示，该品牌参与商场的七夕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每满1000元减50元。正在排队的沈女士对记者说：“老铺黄金饰品价格虽然较高，但有满减活动就比较划算，而且马上又要调价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购买心仪已久的点钻葫芦。”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央视网消息：暑期多地迎来文博热。陕西历史博物馆“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展览，汇集了全国50多家文博机构的340多件（组）青铜器和相关文物。